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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翻供问题的缘起

来源:广州刑事律师网  作者:李永添律师  时间:2015-05-20

    所谓翻供,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程序的各个阶段之间或各个阶段中的前后陈述彼此矛盾,即以后来之陈述否定原来之陈述。严格地说,翻供之实质并不涉及到对案件真相之否定问题---在逻辑上,翻供的可能性在于,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后来之陈述为真,原来之陈述为谬;或者后来之陈述为谬,原来之陈述为真;抑或前后之陈述尽皆为谬。然而,在刑事司法官员,尤其是在中国特有的刑事侦查之司法官员和刑事检察之司法官员看来,翻供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后来之无罪、轻罪之虚假陈述推翻了原来有罪、重罪之真实陈述。换言之,以中国刑事司法官员之思维定势或者其定义之背景语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有以后来之无罪、罪轻之陈述推翻了原来有罪、罪重之陈述,是为翻供;而以后来之有罪、重罪之陈述推翻了原来无罪、轻罪之陈述,并非翻供,而系如实交代——实践中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无罪陈述,刑事侦查司法官员和刑事检察司法官员甚至不认为是陈述(不作讯问笔录或不记入讯问笔录中),亦不附入相关移送案卷之中。所谓口供,即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之有罪陈述,而无论其形成方式是自愿或者非自愿。在如此之背景语境中,如实供述或者实事求是就构成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与道义皆具之程序义务;翻供则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上述程序义务的背反,而无论在逻辑上这种特殊语境中的价值偏颇是否能够自圆其说。无论我们是否愿意超越这种背景语境,都不得不在这种“先验的偏见”所构成的平台上进行相关的探讨或者解构。因此,前述的所谓翻供之定义,在做本文之探讨时,不得不作出相应的妥协性修正,即翻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后来之无罪、罪轻之陈述推翻了原来有罪、罪重之陈述---姑且称之为狭义上的翻供定义。

      无论翻供或者口供都不是严格法律意义上的概念。有学者指出英美法上的自白与大陆法上的被告人供述在概念上并不等同,即自白仅指被告人就其被指控的犯罪所做的对已不利之陈述。进言之,英美法上的自白虽与中国制定法上的被告人供述甚多差异,但与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口供概念相当吻合。以美国刑事程序为例,由于正式审判前的聆讯程序已经将有罪答辩的案件分流出正式审判以外,因此正式的法庭审判就意味者被告人要推翻原来的自白(如果有的话)---这与中国最经典的当庭翻供现象何其相似。问题是,英美法上的自白不只强调自白的合法性及任意性,而且由于英美法上传闻规则的限制,自白并不具有当然的证据能力。一旦被告人否定原来之自白,证明被告人自白的“明知、明智和明确的”自愿性之责任,得由检控机关及其附属之警察承担之。而在中国,由于传闻证据的普遍使用,并且在立法上也不承认大陆法传统上的直接言词原则,因而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口供,以当事人画押的形式记入所谓的讯问笔录中或者以数千年来最原始的自供状形式列入官方卷宗之中,则可获得其天然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其效力近似或等同于法律上的推定,除非有相反的证据推翻之。虽然在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层面上以抽象的法律原则或概括性的法条形式确立了讯问合法、反对强迫等直接暴力形式的刑讯逼供之规则,但对于违法口供的排除,却鲜有程序上的安排。观察司法判决等官方出版物及体验性的诉讼实践,尚未有任何通过程序排除违法口供的判例。在如此之制度环境下,翻供的当事人不得不面对着举证责任的困惑性难题——提出证据以证明其原来供述提取程序的严重违法。考虑到当事人极其有限的个体资源动员能力,特别是考虑到其对立面之检控机关及其人员由于程序利益、职业利益而引发的强烈反击,这种举证责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程序任务。因此,在中国之刑事程序中,翻供之命运在潜意义上是预先否定之制度安排。进言之,翻供本身作为问题之提起,已经超越了它自身的范畴,而具有证据法上的乃至于程序法上的标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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